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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访古纪游图册》是清代金石考古家黄易重要的山水作品之一，具有较高历史、艺术价值。依据黄易题跋中屡屡提及的"辛卯"纪年，一般认为此 术风格与黄易同时期即早期山水作品差异很大，却几乎与得碑访碑图等晚期作品无异。笔者在徐邦达、刘九庵等故宫前辈鉴定意见基础之上，分析考证认为"辛卯"系"乙卯"之误改，是黄易为防范场政敌作祟保全自身而刻意为之。因此，《访古纪游图册》应为写绘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(1795-1796年)间的黄易晚年之作，从而在时间上弥 与《嵩洛访碑图册》(1796年)、《岱麓访碑图册》(1797年)之间缺失的关键一环，使四者连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，对于黄易晚年金石访碑研究意义重大。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典籍交流由来已久，文化相互影响。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藏书中，不乏中日两国汉籍交流的实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珍藏有2余种和刻本汉籍、日人着汉籍以及清末翻译、研究日本的着作。这些书籍内容涉及哲学、政治、医学、事、绘画、目录、地理等各个方面，版本方面既有刻本、铜活字本，也有抄本、彩色套印本及铅印本、石印本等，还有内府保存的进呈本，尤其是一部分经杨守敬从日本带回的日刻、日抄本，具有很高的版本和史料价值。古代文化曾对日本产生过巨大影响，而明治维新以后，近代日本文化又对近代的政治、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。本文通过对故宫图书馆所藏中日汉籍交流情况的详细梳理，希望为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宝贵。唐代少府监郑岩是宰相张说的女婿。洛阳新出墓志载郑岩六代祖盘陁，盘陁是中古时期中亚粟特民族男子常用名的音译，显示其为昭武诸国人。他是北朝时来华的粟特 ，为了定居融入社会，后裔与汉人郑氏祖先通谱而更姓，即纳入郑氏北祖的世系以隐瞒其粟特出身，并与华人通婚。《新唐书》记载郑岩祖行谌为"萨宝果毅"，作为粟特型萨宝府武，是已经姓郑而仍旧保持胡人身份者。其走科考入仕道路的后人更是具备了华人的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。北魏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。巩县石窟凿于北魏晚期，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，其造像风格发生了部分变化。本文从面容、衣饰、神态等方面对该石窟的北魏造像变化进行了简要阐述，并就其变化原因从政治因素、文化融合、社会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提出"取景在借"，并指出"窗莫妙于借景"。他把窗作为一个取景框看待，窗外窗内皆成为一幅幅不同内容、不同构图的画面。而这些画面则是由窗框起到的"间隔"作用形成的。窗框内形成的"透明层平面"把三维的景物"切割"并"压缩"成二维的画面。南朝时期画家宗炳利用一张绢素放置眼前，并透过它看到"竖划三寸，当千仞之高；横墨数尺，体万里之迥"的画面。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表现的 原理，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利用玻璃发明的 早了一千年，并形成了人特有的取景与构图方法。文人墨客就是从窗框框出的美景中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绝句，绘出了流芳百世的画作，并形成了"诗是无形画，画是有形诗"，"诗画本一律"，诗境即画境这个特有的文化审美现象。窗与窗、门发展演变成的隔扇，也继屏风载画的传统成为了裱装字画的载体，影响并决定了画画幅形式的形成与走向。从豫东鹿台岗到鲁北苏埠屯等商遗存特征和年代看，它们分别具备中商文化至商后期文化的特征。大辛庄商文化的第二类遗存，是原战败夷人及其后裔在商人统治下，受商文化影响乃至同化的产物，不宜再纳入岳石文化序列并参与分期。尹家城等商遗址中不含类岳石文化因素，系商人新建的移民点；大辛庄一类大型居址则是统治和集中管理战败夷人的重镇(城邑)；鲁北的晚商小聚落夷商文化并存，大型墓葬却遵商礼，同时用夷人器物，说明商王采取了笼络利用或分封夷人旧贵、"以夷制夷"的策略以巩固新占领土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陆柬之书《文赋》，据帖中错字、别字、漏字以及避讳字情况，笔者推测其并非陆柬之所作，其时代当在元初至1298年之前。传统社会，为国捐躯，朝廷多有抚恤之举，除恩赏丧葬银两外，对为国惨烈捐躯的将士，或于原籍、或于战殁地修建祠堂，列其牌位于祠内。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，以资观瞻。清代昭忠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修的。清入关，定鼎北京后不久，即供奉祭祀阵亡旗籍重臣。顺治年间，清廷就在京师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祠寺，用以祭祀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国功臣。雍正二年(1724年)，京师正式修建昭忠祠。至嘉庆、同治两朝，东北地区相继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。昭忠祠创修与春秋两季致祭所需银两是由专款拨发，祭祀活动由地方主持，忠烈后裔参加。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为主，晚期则旗籍与民籍并存。清代东北昭忠祠的功效主要有三：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备，司土之受益；春秋致祭活动有助于告慰亡灵，激励后继；入祀者的遴选为地方士绅参政了机遇。昭忠祠的修建与致祭中，出现了地方虚与委蛇、大批阵亡将士未能及时入祀、入祀者事迹失考、发展中失去了儒释道宗教势力之怙恃等弊政。14年1月至215年1月，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工作中，为搞清南宋宝佑城东城门附近面貌，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南京博物院、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，在推定为宝佑城东城门处(该处尚未拆迁)的北侧布设探沟4条、东侧城壕内布设探方1个进行发掘，面积约32平方米。在探沟内揭露出存厚1.5-2.宽约35米，至少有过三次修筑的南宋时期夯土墙体，其下为汉代堆积层。这一发掘结果与宋宝佑城相关修城文献记载有一致处。在东主城墙以东探方内揭露出由木桩和柱洞组成的平面呈"〕〔"形遗迹，中间平行部分为南北方向，间距约5.南北长约5.7米，与主城墙的距离为18米。这是目前蜀岗上城址主城壕里出的个壕桥遗存。从发掘结果看，宝佑城东城门应位于发掘区以南的现代建筑物之下。已发现并确认的渤海舍利瘗埋遗迹有四处，通过对其地宫形制、舍利容器组合的梳理和分类，以及对相关舍利瘗埋现象、遗物和纹饰的分析和对比，可以看出渤海舍利瘗埋制度更多地受到唐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，同时也可以看出与周邻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。